中捷关系:达赖喇嘛主义和经济实用主义之间的博弈

时间:2020-09-07 17:5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人物记事
作者:鲁晓迅 来源:德国之声 达赖喇嘛主义, 是捷克前总理内卡斯(Petr Necas)提出的,用来形容捷克以人权为导向的对华政策。 从1993年起,捷克的政界领导人每每在西藏、台湾以及人权问题上进

作者:鲁晓迅

来源:德国之声

达赖喇嘛主义, 是捷克前总理内卡斯(Petr Necas)提出的,用来形容捷克以人权为导向的对华政策。

从1993年起,捷克的政界领导人每每在西藏、台湾以及人权问题上进行表态之后,就会导致捷中关系进入冷淡期。而在领导人变动之后,也往往会主动向中国递上橄榄枝,希望能够在经济上获益,直到再一次捷克内部有支持台湾或者西藏的声音出现,两国关系就会再次冷却。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捷克也并不是北京在欧洲外交重点关注的对象:捷中贸易额体量很小,而捷克在欧洲的发言权也显然不及德国和法国等欧洲的经济和人口大国。除去首都布拉格被中国游客认为是欧洲必去的景点之外,这个被德国、奥地利、波兰所包围的中欧小国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一个概念模糊的遥远国度,也几乎从来没有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出现过。

直到2012年,捷克成为中国17+1合作机制中的一员,中国与捷克的互动才逐渐热络起来,捷克高层访华的新闻也开始频繁登上中国官媒。与此同时,捷克内部也在考虑与北京相处的策略。

提出"达赖喇嘛主义"的时任总理内卡斯,认为捷克过去20年以价值观为上的对华政策是无益的,是表演性质的。2013年3月,泽曼(Miloš Zeman) 正式出任总统,中捷关系开始全面升温,外长扎奥拉莱克在2014年4月访华并和中方召开了联合发布会;2015年9月,泽曼作为在场唯一的欧盟国家元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随后,两国在11月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而中捷关系发展在2016年3月习近平访华访华后达到了高潮。

两国签订了大大小小共23个投资和出口协定,总价达到120亿欧元。而总统泽曼表示,这仅仅是个开始,到2020年中方将在捷克投资超过2000亿捷克克朗。

而直到今天,这个数额庞大的承诺依然没有兑现,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在过去5年间大幅上升,但中东欧对于中国的吸引力依然远远不及西欧,因此在捷克开花落地的项目更是少之又少。人们开始对中国画的大饼产生质疑,更具体的说,是对中国在捷克的代言人——总统泽曼及其利益集团产生质疑。对中国马首是瞻,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闭嘴真的能够为捷克带来经济回报么?

布达佩斯科维努斯大学助理教授马图拉(Tamas Matura)认为,中国对捷克的许诺是被人为夸大了的。而这枚现实与蓝图之间的放大镜,更多则是由捷克内部的利益集团打造和安插的。

总统在捷克的政治系统当中,理论上并没有太多的实权,也无法从根本上左右捷克的外交关系走向和政策路线。但由于现任巴比什(Andrej Babis) 所领导的政府是获共产党支持的少数派政府,而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与泽曼过从甚密,因此泽曼在很大程度可以决定巴比什的去留。另一方面,泽曼总统通过推行某种超越了公共外交边界的私人外交,与捷克政治圈内的亲中团体以及对中国有诉求的商界人士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联盟,从而得以在捷克政坛中施加远高于总统这一象征性职位的庞大影响力。

泽曼身边的亲信,总统办公室主任迈纳尔(Vratislav Mynář)与派富集团(PPF Group NV)关系密切,而派富集团的子公司捷信集团 (Home Credit Group)恰恰是中捷关系回暖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捷克一家专注于中国的研究机构 - 解析中国(Sinopsis)的调查,捷信集团通过与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的互动,使旗下的捷信金融在2014年起成为首个具有在全中国范围内发放现金贷的全外资公司,并在随后的几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根据公司的财报,在2018年鼎盛时期,捷信集团净利润达到39亿人民币,其中,捷信消费金融净利润达到了13.96亿人民币。根据2019年3月的数据,中国市场为捷信集团贡献的贷款余额占比高达近64%。

与此同时,捷信金融因为超过中国监管机构规定的“超高利息”、“暴力催账”以及“恶意推销”等原因屡屡被媒体曝光,并被称为“高利贷之王”、“中国唯一合法的高利贷”等。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捷信在全球有电话代理和实地催收代理23000人,拥有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催账团队。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捷信金融的投诉量也总在前十名内,不少借贷人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例也赫然在列。

尽管中国媒体和受害人不断追问,一家外企是如何成为中国消费金融借贷领域的开山鼻祖以及行业老大,涉高利贷依然置身事外的,捷信金融在中国高层的保驾护航下,一直到2019年,业务都开展得顺风顺水。

作为回报,以泽曼总统为中心的捷克友中利益集团也不遗余力的帮助中国扩大在捷克的影响力。自2015年起,中国华信能源(CEFC)通过一系列的收购,高调进入了公众和媒体的视野。除去房地产之外,还包括一家啤酒厂、一家足球队、一家银行的多数股权以及一家媒体公司——Empresa。根据捷克研究机构布拉格国际事务协会的调查结果,Empresa旗下的两家媒体巴兰多夫电视台和Tyden周刊,关于中国报道的角度在被华信收购之后有明显的变化,几乎是清一色的赞誉。在内容方面,尤其是巴兰多夫电视台开始大量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同时还开设了特别的“中国时间”,播放由中国制作的纪录片等节目。而巴兰多夫电视台的特色节目之一,是每周与总统泽曼的访谈。在节目中,泽曼也往往会对中国进行褒奖。

华信在捷克的动作,无疑与泽曼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捷克国防部长德沃吉克(Jaroslav Tvrdik)在泽曼2103年成为总统后就开始担任泽曼的中国事务顾问,但同时也受聘于华信,管理在捷克的业务。而总统府礼宾处处长史克力奈(Miroslav Sklenar)也曾在2015年辞去政府职务,转而为华信工作,但在2016年底又重返总统府。

捷信集团也亲自操刀帮助讲好“中国故事”,其中包括通过公关公司,设立了一家名为Sinoskop的智库,目的是“平衡在捷克关于中国的讨论”。这家智库在成立之初,对于自身的定位是关于中国的,一个理性中立的声音。根据解析中国的研究员吉鲁斯 (Filip Jirouš)介绍,Sinoskop的创始人沃伊塔(Vit Vojta),也是总统泽曼的中文翻译,以中国专家的身份代表Sinoskop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中国问题上发表观点和意见,直到2019年年底被捷克媒体《简明新闻》(Aktualne.cz)曝光,Sinoskop是通过捷信集团出资雇佣公关公司建立的,沃伊塔出现在主流捷克媒体上的频率才大大降低。

而中国与捷克自2013年以来的蜜月期,也在2019年底开始逐渐转凉。其实在2018年,布拉格的权利掮客——华信董事长叶简明被调查,以及随后华信的全面倒台导致许多通过华信进行布局的中捷合作项目和来自中国的投资被迫中断都已经给中捷关系蒙上了阴影。即使后来中信集团(CITIC)接手了华信在捷克的资产,这场被国际媒体称为“旁氏骗局”的闹剧也已经对中国在捷克塑造的形象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而捷克政界对于来自中国巨额投资的期望也随之破灭,反之,来自捷克内部反中集团的声音则越来越响。

今年年初,捷克参议院前议长库贝拉(Jaroslav Kubera)访问台湾的计划引起了北京的高度警惕,曾通过总统泽曼以及中国大陆驻布拉格大使馆进行警告和阻挠。而库贝拉在出行前突发心脏病猝死以及与之死亡有关的一系列猜测也让中捷双边关系达到自2013年恢复高层互访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几乎是在同一时段,捷信在中国的业务也开始遭遇危机:从2019年底,捷信金融首次被地方法院判定为高利贷开始,频频在“借款合同纠纷”中败诉。根据捷信金融的财报,2019年捷信净利润同比下降了18.34%。

而如今的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线下消费金融行业,导致2020年第一季度捷信金融第一季度净利润仅为0.9亿元人民币,同比暴跌近90%。

在过去的一周,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Miloš Vystrčil)在中国重压之下率领90多人的代表团高调访问台湾。维斯特奇尔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讲,并用普通话话说出了“我是台湾人”,彼时台下掌声雷动,宾主尽欢。

在后社会主义的捷克,对于台湾、香港以及西藏的支持,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西藏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捷克拥有大量的民众支持。与泽曼亲中亲俄的立场完全不同,泽曼的前任、捷克首任民选总统和前苏联异议人士哈维尔是受到北京封杀的达赖喇嘛的好友,并在1990年正式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捷克,成为第一个正式接见达赖喇嘛的国家领导人。

在今天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标志性建筑——代表自由平等的列侬墙上,星星点点的写着支持香港的标语:“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愿荣光归香港”。而在墙体最上方,用醒目的黑色大字写着:“爱大于恨,伪重于诚”。译自哈维尔的名言:“Truth and love must prevail over lies and hatred”。

查尔斯大学学者荷贝克(Martin Hříbek)在他的书中这样分析在捷克的“达赖喇嘛主义”:虽然对西藏的支持似乎在更广泛的捷克政治视野中是一个边缘问题,但西藏通过与哈维尔的种种关联,已经成为后社会主义的捷克关于自身民族斗争在遥远东方的一个投影;而这种对于自由和独立向往的同理心,通过这个投影体现在捷克民族认同中的一部分,有助于赋予捷克人更强烈的民族认同。因此,他认为,这种与民族核心抱负以及世界普世价值紧密相关的元素,是不会屈服于务实的利益的。也就是说,“达赖喇嘛主义”在与经济实用主义在捷克的博弈当中,终将胜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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