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西方)的种族主义情结

时间:2020-02-11 08:2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病毒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同应付。但是,正需要国际合作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病毒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同应付。但是,正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话语和行为也在快速死灰复燃。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公然以“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为题发表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撰文章。不管作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如何,一份西方主流媒体竟然使用如此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标题,意涵深刻。《华盛顿邮报》2月5日发表潘文(John Pomfret)的文章“新型冠状病毒重新唤醒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老旋律”(The coronavirus reawakens old racist tropes against Chinese people),讨论美国再次日渐成长的反华人社会情绪。其他一些主流媒体也注意到这种新趋势。实际上,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对华“隔离”政策和过度反应,也不言自明地隐含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

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行为根深蒂固。前不久,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论及中美关系时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这番言论再次把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拉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沿。尽管在盛行“政治上正确”多年的美国,基于种族的外交理论已经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但这种在历史上曾经产生巨大作用的理论,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成为一些人的种族情结,一旦有机会,就会重返美国的外交话语。

不能忽视种族主义理论加快抬头

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或忽视这种种族主义理论的加快抬头。就国际关系而言,今天美国和西方世界最担忧的,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在于其内政,或者说,外部“自由国际秩序”是其内部“自由民主秩序”的延伸。今天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内部秩序出现了问题,影响到其外部秩序。不过,西方并不这样看;相反,西方普遍认为,对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美国也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正式视为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对美国来说,如何应付中国自然变成美国外交的最高议程。要有效应付中国,就要有一种理论指导,就如二战之后凯南(George Kennan)的“X文章”(X Article)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理论一样。

自由主义起源于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是由西方所确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个秩序具有种族性质,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在西方内部,因为各国内部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不同,从来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方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在西方各国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国际层面,因为西方各国国家利益不同,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企图用自由主义来构建世界秩序的方法也不同。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从来就具有多元性,从来不存在一个“一元化”的自由主义或“自由国际秩序”。

但是,就种族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又存在一个高度统一的认同,即世界被简单地分成“白人与非白人”或“西方与非西方”,而“白人”和“西方”的目的就是整个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内政,所以西方在确立“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必须把这个体系的成员国的内政“自由化”。

在这个理论认知下,干预他国内政或当代所说的“政权变更”,也成了西方外交(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一个主体。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理论家邓恩(John Dunn)认为,英美政治理论是基于“价值”的理论。人们也可以将此延伸到外交,即英美外交是基于“价值”的外交。“价值”又意味着什么?英国学者任格(N. J. Rengger)对此解释得很好,那就是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即“我是谁”和“我要做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终结回答又可回到宗教,答案即“我是上帝的子民,要执行上帝的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过去西方和非西方的宗教冲突(例如十字军东征),还是今天所说的“文明冲突”,背后的价值逻辑都是一样的。

历史地看,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扩散有一个过程,即从西方到非西方。从发展次序来看,自由主义要先解决西方内部的问题,然后才解决西方和非西方的问题。

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所确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可说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被视为具有普世性。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要在法国实现这些价值,还要把这些价值推广到全世界。启蒙思想家孔多塞(de Condorcet)就认为,西方要扮演“慷慨的解放者”角色,把那些受“神圣”但专制和愚昧的征服者统治的人解放出来。另一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更为激进,他甚至提出了“强迫自由”的理论,认为如果人们不要自由,就要“强迫他们获取自由”。

这些理论不仅对西方的内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例如,法国努力通过殖民地政策,把这些价值销往被其统治的殖民地,尤其在非洲,并且把这些国家视为势力范围。在很多年里,法国在非洲对美国的防备,甚于对苏联的防备,因为法国很担心法国的“自由价值”会被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所取代(法国并不认为苏联代表一套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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