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比自由落体还糟糕的中美关系

时间:2020-05-19 07:3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取自Pixabay)

冠状病毒疫情不仅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更毒害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在世界最需要这两个大国合作,为世界提供领导角色,共同对付冠病的时候,人们不仅没有看到两国间的合作,而是胆战心惊地目睹着两国冲突螺旋式上升。

《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于1月6日发文,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何止是自由落体所能形容。这个落体不仅没有任何阻碍力,反而得到了来自两边的巨大推力,以最快的速度掉向这些年来中美都不想看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冠状病毒具有强大的传染力,但如果抗疫举措得当,病毒还是可控的;但如果中美冲突失控下去,一旦发生战争,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会给两国、给全世界带来怎样的灾难。更令人悲观的是,今天人们对冠病越来越具有恐惧心理,但似乎乐意看着中美关系的急速恶化,好像与己无关;另一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推动着这一进程。

就两个核大国的关系而言,没有像今天的中美关系更为糟糕的了。在美苏冷战期间,尽管两国可以互相进行核威慑,但两国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广天花疫苗接种,最终为人类消灭了天花这种烈性传染病。今天的中美关系又是如何呢?

只有政治、没有政策,或者说政治已经完全取代了政策。两国都有内部政治,两国的关系都必然受内部政治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来化解政治所造成的问题,两国政治就会走向最坏的形式,即战争。诚如奥地利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遇过很大的困难甚至危机,包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领导西方对中国的制裁、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8年贝尔格莱德中国大使馆轰炸事件,2001年的南中国海撞机事件等。

不过,以往两国领导层对中美关系都有一个大局观念,即在最低程度上维持工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找合作。有了这个大局观,尽管也不时有政治出现,但总会有化解政治所造成的危机的政策。两国更在全球金融危机和2014年伊波拉疫情等问题上,达成了重大的合作。

但今天,这个大局已经不再存在。特朗普总统在没有任何科学调查结果之前,就一口咬定冠状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并称病毒为“中国人的病毒”。美国国务院高官也一直称“武汉病毒”。美国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的推责行为,导致了中国的“战狼式外交”,而美国则“以牙还牙”。这种互动方式使得两国紧张局势一路飙升。

当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

政治替代了政策之后,冲突必然替代外交。今天中美除了少数几个比较理性的外交官,还做着应当做的外交之外,几乎所有的外交官都变成了政治人物,并且所有的外交都成为了政治。没有人在做任何政策,外交政策早已成为过往。两边所做的大都是被对方视为是如何把对方搞倒的诡计式策略,或者陷阱,或者阴谋。

不仅在外交领域,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就美国而言,如美国前驻华大使鲍卡斯所说:“所有人都知道正在上演的一切是错的,但没有人站出来对此说些什么……现在在美国,如果谁想说一些关于中国的理性言论,他(她)就会感到恐惧,会害怕自己马上会被‘拉出去砍头’。”

尽管中国的领导层是冷静的,但社会又怎样呢?社会上到处都充满着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音,其中更不乏鼓吹战争的。人们看不到任何有关中美关系理性的讨论,一旦出现理性的声音,马上会招致这些狂热民粹主义的批评甚至诅咒。

特朗普可说是当代西方民粹型政治人物崛起的最重要的典型。这些年来,美国反华的政治力量一直处于被动员状态,也已经充分动员起来了。这次他们利用冠病的机会集聚在一起,终于把中国而非冠病塑造成了美国的敌人。

美国当然也不缺乏比较理性的政治人物,例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但是在民粹主义崛起的大政治环境下,拜登也只能往硬的方向发展,而非往缓解方向发展。实际上,在中国问题上,特朗普和拜登所进行的只是谁比谁更狠的竞争。

中国的领袖不能说不理性。在冠病暴发之后,努力抗疫,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并且转向了国际援助和支持。在整个疫情过程中,中国高层从来没有就他国的抗疫指手画脚,而是努力和他国高层保持(至少是)电话沟通。不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崛起,在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僚和社会在宣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人们也目睹着中美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新一代外交官员的崛起,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美国的外交官帮着总统推责中国,制造着各种推责理论,例如“病毒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等,中国年轻一代的外交官当仁不让,用最情绪化的语言来对付之。

尽管科学界仍然努力寻找病毒的根源,但被视为白宫内的“中国通”、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认为,病毒很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博明被视为是美国中青代对华政策制定者的代表。但很显然,这一代外交家已经和基辛格博士之后的几代外交家大不相同,他们经常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国家利益所需要的理性区分开来。博明很显然把他过去在中国当记者时不愉快的经历,发泄在中美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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